——特殊一代的摄影编年史

黎静

1969年，汤德胜，一个20多岁的年轻独立摄影师，他的摄影生涯始于他在江苏常州附近的知青生活。十年间，他一直坚持不间断地拍摄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响应毛主席的指示、到农村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年轻一代。

知青是1949年新中国成立之后出生的城市子女，上山下乡的时候，他们不过是15到20岁的孩子，大部分才读到初中、高中，少数读到了大学。这个年纪的城里孩子，暂停学业，告别父母亲人，去到农村，学习劳作，从1960年末到1970年末一呆是近十个年头。对于组织上的分配，知青们是必须无条件接受的，指示一经发出，很快地这些孩子被安置到了全国各个偏远的山村和人民公社。直到1979年，毛主席死后的三年，知青大返乡的政策才得以广泛的落实，据统计，近有6000万的知青上山下乡支援了农村，大约是当时城市年轻人口的一半。

知青们在农村生活的特殊经历变成了他们精神家园中永不磨灭的经历，也使他们成为了特殊的一代。当年的知青来自中国各大城市的各个阶层，里面同时包括了《红五类》（工人、贫农、下中农、革命军人、革命干部；也指这些人的子女）和《黑五类》（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坏分子、右派；也指这些人的子女）。这些来自不同地域，有着不同背景的年轻人走到了一起，被指定的革命理想的支配下，艰苦的农村生活磨练了他们的意志，建设新中国的先锋意识引领着他们，他们共同工作、生活、嬉戏，把美好的青春年华献给了农村这片热土，短则四、五年，长则达十年之久。事实上，这一群人是非常特殊的一群人，在那个时代，他们被要求用整齐划一的行为方式和思维模式去行动去思考，必须遵循集体主义精神高于一切的奉献精神。

十年以来，利用的自由时间和每一百个工作日后的假期，汤德胜为知青和当地的农民提供摄影服务，记录下了他们日常生活与劳作的影像。汤德胜保留了所拍摄的几千张珍贵的胶片，并且，从未将其正式公开出版或是回顾展出过。集合这些影像中精彩的部分，知青一代的历史的记忆很清晰地重现出来，同时；在照片中还可以看到摄影师赋予被拍摄者的理解、同情与尊重。

汤德胜成为摄影师

如果不是因为汤德胜的家庭与摄影有着密切的关系，汤德胜可能永远也不会拍摄下如此丰富的知青的生活。因为在那个时代他既不是新闻摄影师，也不是搞政治宣传的专业摄影师，他只是一个摄影爱好者罢了。

在文革时期，中国几乎没有独立摄影师，拥有一台照相机被看成是一件不可思议甚至是可疑的事情，因为一台照相机的价格相当昂贵，同时，它又是能够纪录那个混乱的年代的特殊画面的带有敏感性的工具。一般来说，作为一名摄影师，也意味着他是一名新闻宣传工作者，是党的喉舌。但是，汤德胜的作品却超出了普通新闻宣传照片的范畴，甚至远远超出了我们的期待。

生活在台湾的汤德胜的叔叔汤思泮给了汤德胜初学习摄影的兴趣，之后，他的姐姐送给了他架照相机，一台双镜头反光照相机。从此，汤德胜开始沉浸于摄影的五彩世界里，用他对所看到事物的热爱，以及透过镜头观看世界的专注，拍摄他身边的生活。汤德胜热衷于拍摄农村生活源自家庭对他的影响，他的祖父曾经嘱咐他要用相机多纪录下那些贫苦农民的生活。

从1965年到1969年汤德胜在参军期间，在部队从事摄影工作，之后，他去了武进县文化馆工作。在参军期间和在武进县文化馆工作期间，汤德胜先后自发地每年出发到农村拍摄知青。那时，他还自费购买和冲洗胶卷，并与那些乐于分享他的摄影乐趣的人做交换，分担他的部分劳动份额，以获取时间去纪录知青日常生活的点点滴滴。

在任何主题都有可能成为敏感话题的时代，汤德胜必定拥有坚定的信念和足够大的勇气才能做到长年勤奋地不间断地拍摄。

汤德胜眼中的知青生活 

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似乎是一种流行，通过电视剧和小说，人们不断地在回味这段铸造了一代人性格的知青生活，为那段艰辛的岁月增添不少的浪漫和理想主义色彩。然而，到了二十一世纪，当初知青们的理想已不复存在，取而代之的是个人对于金钱与名誉意义上的成功的无止尽地追求。目前，一些人了解知青生活是因为他们曾经经历过，一些人只是在历史课本中了解到知青的历史，年轻的那些人对其可能只有一个模糊的概念罢了。正是如此，透过汤德胜的眼睛，在我们的眼前展现出来的这些知青日常生活的画面是如此的动人和弥足珍贵。

汤德胜所记录的知青生活包括了从知青胜利到达农村开始直到后来在不同的岗位上辛勤地劳作的知青生活各个侧面。有在水中的劳作的场景，开挖河道，修建大坝，船支运输，制做渔网等；在土地上工作的场景特别丰富，田间锄地，制做化肥，插秧施肥，种植棉花，制造船支，建造房屋和村庄，农业技术培训等。汤德胜还拍摄了一些年轻人进行革新技术实践的场景，比如，外科手术，提取珍珠，制做药品等。

在这些照片中，社会生活场景尤其被汤德胜关注，当然一部分是关于政治宣传的大会和游行，知青和农民之间彼此给对方上课；也有被政治规范化的样板戏的演出，红卫兵走村串巷为老百姓表演、合唱、讲述革命历史等等场面。此外，汤德胜还深入观察到了知青的私下生活，比如在乡间小木屋里，工作之余或是晚间闲聊之时的场景。

来到农村的知青们的生活非常有规律，因为他们的时间已经被具体的教条的事情规定好了。因此，通过跟踪拍摄这些知青，汤德胜的照片中展现出了许多历史性的事件，如果让一个研究70年代历史的历史学家来看这些照片，他可以通过这些照片愉快地重温一遍当时的历史。从人们的穿着，劳作的工具和游行的标语上的细节上，我们可以看出当时一些政策的发布，以及领导人之间的权利斗争，像1975年江青趁周恩来病危之际，加紧了夺权的步伐；还有，1976年，四人帮倒台等事件。所有的这些影像形成了一张巨大的历史拼图，把原本已经破碎的珍贵画面重新组合在了一起。

汤德胜从来不曾真正从事过新闻工作，而是作为知青的朋友，始终如一地拍摄知青从初到达农村一直到后来知青返乡甚至衰老的画面。保持朋友的位置使汤德胜有机会拍到了普通新闻摄影师所不能拍到的画面，他拍摄的离开农村，告别老乡、挚友、甚至是业已建立的家庭，以及一些知青即将衰老的容颜的画面张张都感人至深。同时，汤德胜还拍摄了一些上了年纪的知青们饱含情感回忆当年岁月时的肖像，以及那些从未离开农村的留守知青的生活状态，这些照片还在不断丰富着知青的历史。

摄影师和他的模特们

和这一代人中的大多数人一样，汤德胜的命运与的历史紧密相关，甚至于他摄影手法也与那个时代、那段历史息息相关。不可否认的是汤德胜的取景方式是依据在当时的中国可见的政治宣传照片的标准来拍摄的：永远努力微笑的脸、英雄主义的气概、静止的摆照姿势、被挑选过的模特等。在那个时代，自49年中国革命结束之后，同一的审美模式始终固定不变，那时的摄影师几乎不可能想到用另一种方式去拍摄，更何况当时的画面审美还受到上个世纪二十年代的苏维埃模式的影响，更是根深蒂固。

然而，装备上自己的相机的汤德胜，克服时间、费用以及设备上的种种困难，用他自己全部的热情与能量，固定下了一张张理想的画面，他在无意识中寻找创作的可能，捕捉个性化的人物和私密生活的片段，挖掘人物的内心。如此，汤德胜的摄影语言便有了属于他个人的风格，丰富的情感，丰厚的解读。 

汤德胜的摄影作品主要是用6 x 6格式的黑白胶片拍摄的，少量照片采用了彩色胶片。所有的照片都用双镜头反光相机拍摄，全部利用自然光线。我们看到有一部分照片是6 x 4.5格式，有可能他有一个可替换的遮光后背，这样他可以用同一个胶卷多拍几张照片。

从汤德胜的作品中看得出来，摄影师非常懂得利用这台相机可以拍摄不同情况下光线以及可以设置前景模糊的优势，在很多照片中都有完美的表现。另外，他的作品的方形构图也非常适合人物和风景的构图。双镜头反光相机的取景器是透过是一块磨砂玻璃观看的，所看的景象与真实画面相反，因此在取景的时候，不能着急，必须花一些时间来构图。汤德胜完全没有采用摄影大师布列松所倡导的“瞬间的决定”的理念，他总是利用很多的时间考虑模特们的姿势、画面的构图、明暗光线的运用等等因素才会按下快门，所有的这些需要考虑的因素和他所要拍摄的人事物同等的重要。

汤德胜和他的双镜头反光相机很容易让人们联想起法国平民摄影师罗伯特• 杜瓦诺在使用这种相机时候的评语：我们在用它拍摄照片的时候，必须谦卑的低下头看着镜头，表现出对被摄者的礼貌、收敛与耐心。事实上，在摄影师和他要拍摄的主题之间有一层人性化的审美关系，汤德胜正是这样与在江苏地区的农民、知青保持着良好的友谊的。如此一来，被摄主体们能够微笑地摆出姿势，因为他们花时间专注在他们所摆的姿势上；而汤德胜则尊重这些可爱的模特们，用拍照的方式与他们保持着朴实而真挚的情感。

汤德胜在拍摄某些比较私密的空间的时候，比如，在舞台的大幕的后面拍摄被观看的人群；年轻的父母在夜幕下工作，旁边是熟睡的孩子；两个年轻的女孩在湖边拉小提琴；一对年轻的夫妻斜躺在小船上；汤德胜的摄影作品常常会跳出那个时代标准的审美，用自己的温情和对拍摄者的尊重去拍摄。汤德胜和其他同辈的摄影师一样，没有受到过西方摄影的熏陶，杜瓦诺和布列松的经典对他来说从不存在。因此，汤德胜的风格是自然而然发展出来的自成一派。

直到不久以前，能够欣赏到汤德胜的摄影作品的观众仅仅是那些江苏地区的知青和农民朋友，因为汤德胜常常走访这些老知青，以及在知青点的农民，并且，把拍得好的照片送给他们作为留念，长期的来往留存下了彼此的信任和理解。这些照片中的一部分被当年知青里的有心人很好地收藏了起来，大部分照片躲过了常州潮湿天气的影响，仅有小部分受到了侵蚀。庆幸的是，有时霉点在胶片上出现的效果非常得好，形成了浓厚的怀旧情绪，使我们清晰地意识到照片所承载的时间的磨砺与岁月的冲刷。如今，汤德胜终接受了在常州的新建艺术园区内的运河五号创意街区展出他的部分精选作品，与我们一同分享他对那特殊一代的真情记忆，以及蕴藏在摄影背后的人文主义关怀。

2012年5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