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晋

    （本文摘自陈晋著《独领风骚：毛泽东心路解读》，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年10月出版）

    当毛泽东还只是一个在黄土地上奋图生存的革命家时，美国的史沫特莱在延安的窑洞里采访了他。这位女记者的突出感受是：“他首先是一位诗人。”

    还是在延安的窑洞里，又一位叫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的美国女记者采访了他。她的感受依然是：“毛泽东不仅熟悉古代诗人，而他自己是一位才华横溢的诗人，毛泽东的诗具有古代诗人的伟大品质。”

    那时候，毛泽东诗词还远远没有像的人们看到的这样丰富，传播的范围也远远没有像这样的广泛。可来自另一种文化传统的蓝眼睛，为什么一下子看出毛泽东是一个诗人呢？

    她们凭的是女性的直觉和敏感？

    或许不全是这样。

    诗人固然要写诗，但写诗的并不一定是诗人。

    诗人固然要存活在他的作品里面，但诗人的本色和气质，才华和情感，却总要在他的行为作风乃至他的事业追求里吐纳声光。

    毛泽东显然不属于那种只能写诗的纯粹诗人。

    作为诗人，毛泽东有着异乎常人的自信。

    还是在陕北峰峦起伏的黄土高原上，他便举起套着灰色棉袄袖子的右手，指着自己对一个来访的美国人说了这样一句——

    “谁说我们这里没有创造性的诗人？这里有一个”。

    从那个时候往前大约四十多年，这位创造性的诗人来到世上的声啼哭，和常人没有两样。大了一些，他自然也同乡村伙伴们一道去放牛割猪草，或者嬉水上学堂。

    不同的是，在这个孩子出生一百周年的时候，绿阴掩映的故乡韶山峰半腰，却长出一片占地25亩的诗词碑林，上面用花岗岩精心雕刻着他的诗作。

    一条蜿蜒小道伸进这灌木丛生的山坡，正是他小时候经常放牛或玩耍的地方。那时的乡村少年毛泽东，绝不会想到，这里将会长出自己的诗林。

    父亲的本意，是要把毛泽东培养成一个像自己一样富裕的农民或精明的粮商。于是，在毛泽东17岁那年，父亲决定送他去湘潭的米店学徒。

    或许是意识到已经身处人生的岔路口，毛泽东动用了各种方式，说服父亲改变了主意，答应他外出求学。

    历史不会求证于假设，但历史常常可以去假设。

    如果没有在人生岔路口的这一坚定选择，以后的惊天动地和千古传奇，也许绝不可能成。

    由于毛泽东从小不爱钱，在芸芸众生中，他可能是一个不成功的商人，他也可能会去做别的，

    但大概不会是后来的政治家毛泽东，也不会是后来的诗人毛泽东。

    这一人生转折的意义，在毛泽东走出韶山的那一刻，便露了端倪。他在不经意间向传统的农民生活作了一次诗人方式的告别。

    1910年，外出求学的毛泽东，临行前改写了一个叫月性的日本和尚写的言志诗，夹在了父亲每天必看的账簿里——

    “孩儿立志出乡关，学不成名誓不还。埋骨何须桑梓地，人生无处不青山。”

    离开韶山冲的毛泽东，到了长沙。到了北京。到了上海。到了广州。到了武汉。到了瑞金。到了遵义。到了延安。

    他脚步匆匆，四处寻觅。

    匆匆地行走，意味着任重道远。

    肩负使命的人，总不免五味遍尝。

    一路前行的毛泽东，终于走出个别样的人生风色，走出了辽阔的一片天地。

    他先是一名学生。在湘江的波涛中舒展长臂拥抱五四大潮，成为湖南革命的播火者。

    他成为了一个革命家、宣传家。在大革命的洪流中被称为“农民运动的王”，把泥腿子们引向开阔的大路上迅跑。

    他成为了一个开创新路的政治家。在令人窒息的白色恐怖中，他走出一条新路，站在遥望东方看得见曙光的山头，点燃了星星之火。

    他成为了一个用兵如神的军事家。屡屡打破敌人的“围剿”，在远行的红军将士们濒临绝境的时候，他拨正航向，硬是让历史拐了一个大弯。

    他还成为了一个思想家和理论家。在陕北高原的黄土窑洞里，他开始更为艰苦的富有创见的思想进军，使为理想而奋斗的人群接受了一次特殊的精神洗礼。

    在这期间，他的名字频频出现在报刊媒体上面，出现在各种各样的通电和文件当中，甚至也出现在反对他和他的事业的敌人的通缉令上。

    毛泽东成了这样一个人：革命者说他是，敌人说他是“匪首”，同情革命事业的朋友也会开玩笑说他是揭竿而起的“山大王”。

    但没有人说他是诗人。

    直到1937 年，人们才惊讶地发现，长期在山沟里，在马背上转战的“匪首”毛泽东，竟然还会写诗。

    人们更惊讶的是，把多种角色集于一身，才是毛泽东为显著的诗人本色，才成了毛泽东这样一个意义上的创造性诗人。

    正是毛泽东那不平凡的经历，造了别具一格的诗风，使典雅高古的旧体诗词和中国革命的历史风云高度地融合在了一起。

    是他，一个叫艾德加•斯诺的美国记者，让整个世界都知道了毛泽东不仅是一位革命家和政治家，还是一位诗人。

    1936年7月，为了探寻被国民党政府渲染为乌合之众的造反者们得以生存的秘密，23岁的斯诺来到了中国共产党和红军领导的陕北保安。他是个深入苏区进行采访的西方记者。

    面对外国记者，毛泽东也曾犹豫、绕弯甚至回避对自己的介绍。但他还是下定决心对自己介绍一番，或许他意识到，可以通过斯诺这条渠道，放出一只悬挂中国共产党和红军的“理想”的气球，以改变世人的印象。

    在昏暗的马灯下，斯诺和毛泽东陆续谈了十几个晚上。一向不大喜欢谈论自己的毛泽东，向这位来自大洋彼岸的西方人敞开了心扉，谈了中国共产党的理想，谈了自己的经历。

    顺便，也谈起了诗词。

    斯诺在他的新闻报道里说，毛泽东“向我介绍了长征到西北的情形，并且写了一首关于长征的旧诗给我”。

    毛泽东当时写给斯诺的，是那首有名的《七律•长征》。

    这首诗早公开见诸文字，是在1937年４月北平东方快报印刷厂秘密出版的一本叫《外国记者西北印象记》的书中。这本书的总编译王福时，当时还是一位青年学生。他后来回忆说，《七律•长征》是斯诺提供给他的。

    一个月后，王福时陪同美国的尼姆•韦尔斯访问延安。他当面赠送给毛泽东一本《外国记者西北印象记》。

    这样，毛泽东次读到了用铅字印出来的自己的诗作。

    1937年10月，英国伦敦戈兰茨出版公司出版了斯诺用英文写的《红星照耀中国》。斯诺在书里把这首《七律•长征》作为第五章的结束语。他说：“我用毛泽东主席——一个既善于领导征战又善于写诗的叛逆者——写的一首关于这次六千英里长征的旧体诗作为结尾。”

    于是，不仅在中国，在西方世界，人们也知道了毛泽东是一个会写诗的红色。

    真正让世人领略毛泽东风骚独步的事件，发生在1945年的重庆。

    那年，毛泽东在抗战胜利之初赴重庆谈判，不经意间把他1936年写的《沁园春•雪》透露出来，结果引起一场轩然大波。

    时在重庆的美国记者斯特朗在自己的著作中评述了这件事。

    她说：毛泽东写的这首诗，“震惊了中国首都文坛，那些文化人以为他是一个从西北来的土宣传家，而看到的却是一个在哲学和文学方面都远远超过他们的人”。

    历史，不强求每一位重要人物都具有诗人的才华，可是，历史更钦佩一位伟人具有创造风骚的手笔。

    毛泽东创造风骚的手笔，不仅震动了重庆的文坛，更震动了十分敏感的政坛。

    一桩笔墨韵事，陡然间转化成了政治斗争。

    重庆的一些报刊，连篇累牍发表批判文章，有的甚至刊登谩骂式的和词。一首署名“雷鸣”的和词，说得是那样的透彻：“草莽英雄，林泽豪杰，巧饰文词虫贝雕！休夸耀，看青天白日，旗遍今朝。”

    谩骂归谩骂，敏感的国民党宣传部门十分清楚，一首《沁园春•雪》，使毛泽东及其主张在政治的天秤上，增加了文化人格的几多分量。

    他们私下组织一些舞文弄墨之士，试图写出一首超过《沁园春•雪》的词，然后以国民党人物的名义发表。可策划半天，终是拿不出来像样之作，只得悻然罢手。

    已经回到延安的毛泽东，看到重庆报刊上那些曲解生事之作，只说了一句：“国民党骂人之作，鸦鸣蝉噪，可以喷饭。”

    诗人，只是毛泽东诸多身份中并不那么重要的一种。

    他有更多更大的使命意识，他有太多太大的事情要做。

来源：新华悦读